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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給海外科學家傳遞了一種非常好的信號，國內科研條件、環境已經得到很大改善，優秀科學家回國也能做有意義的事情，能做出國際一流的工作。 北京時間3月31日晚11點，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的頒獎典禮上，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了晶體學領域的國際最高獎項——愛明諾夫獎(Gregori Aminoff Prize)，成為首位獲得該獎的中國科學家。 就在7年前，施一公放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優厚待遇全職回國時，一些科學家朋友還對他的未來充滿了擔憂，認為在中國的科研環境下，科學家難以取得國際一流的科研成果。 “中國的科研環境正在改善，甚至在一些方面趕超國外。”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同樣從海外全職歸國的魯白說。 “晶體學百年”時刻獲殊榮 愛明諾夫獎并不被公眾廣泛知曉，但一些科學家表示，該獎項意義重大。 “這個獎項是為了表彰在晶體學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科學家。晶體學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礦物學、物理、化學、材料科學、生命科學等學科都非常重要。2014年，恰逢晶體學一百周年，被命名為國際晶體學年。” 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許瑞明說，“愛明諾夫獎于1979年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設立，每年最多授予3人，今年只有施一公一人獲獎。” 除了愛明諾夫獎，瑞典皇家科學院還負責每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等獎項的評選。 “愛明諾夫獎是涵蓋領域很廣泛的獎項，涉及物理、化學、礦物學、生命科學等領域，獲獎者是從比較大的范圍中選出來的優秀科學家。”魯白說。 “施一公不僅是我國最杰出的結構生物學家，也是世界最杰出的結構生物學家之一。迄今為止，他在三個方面的工作特別突出：細胞凋亡、TGF-beta、膜整合水解酶。”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饒毅說，“瑞典皇家科學院今年表彰的是他在細胞凋亡方面的結構生物學工作。” 對于自己所做這項研究與人們生活的關系，施一公曾對媒體表示，他研究的細胞凋亡與癌癥密切相關。“癌癥病人吃了化療藥，癌塊會消失，是因為癌細胞凋亡了。我們就是用最細微的方法，即X-射線晶體衍射的方法，研究蛋白質的原子結構，了解怎樣讓細胞重新激活凋亡途徑，有可能用以研發抗癌藥。” “細胞是否死，是很重要的生物學問題。該死的細胞而不死可以導致疾病，如癌癥;不該死的細胞如果死了可以導致其他疾病，如帕金森病、老年癡呆。細胞凋亡是細胞死亡的一種形式。”饒毅說，施一公的研究內容之一就是解析細胞凋亡蛋白質，他的工作推進了人們理解這些蛋白質如何起作用。 回國出于樸素的感情 此次獲愛明諾夫獎并非施一公第一次在國內甚至全球生命科學領域引起轟動。2008年，他已是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又獲得了美國霍華德休斯(HHMI)研究員殊榮，卻毅然決定放棄高薪與榮譽，全職回歸母校清華大學，出任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很多人認為我錯了，認為我瘋了，連我在美國的親戚們都覺得我腦筋有問題。”施一公坦言。 一些海外學者認為，就科研環境來講，國內大學無法與普林斯頓比肩，國內學術圈的規則，也往往讓海外學者無法適應。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的一位教授用了兩個小時，滔滔不絕地向施一公闡釋“你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然而，做出回國決定，施一公只用了一個晚上。2006年，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對他說：“清華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國。”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復說，決定回國。 施一公的回歸被國內媒體紛紛報道，稱其引發“施一公效應”，吸引了更多海外科學家回國效力。與此同時，正值西方國家開始關注中國每年飛漲的科研經費與中國對海外高層人才的招攬趨勢，他引來眾多國外媒體關注。《紐約時報》用“震驚”一詞形容他的回國。 “其實，回國就是出于一種特別樸素的感情，我覺得在中國更能發揮我的價值，我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一些心聲，我的朋友王曉東曾經說過，我們這些人欠中國全職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國，在美國生活一輩子的話，我到晚年會感到極其痛苦。”施一公說。 施一公回國后并非一帆風順，他不僅遭遇了對科研環境的不適應，也因為敢言、直言遭受一些質疑。 但這些都沒有阻止他對科學研究的熱情。“比我在普林斯頓時玩命多了。”施一公說。他的博士生、如今在清華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李文奇告訴記者：“剛回國時，他早上7點之前總會出現在實驗室，晚上往往半夜甚至凌晨才離開。”雖然極度辛苦，但是，施一公樂在其中。“一次，他從實驗室一個看起來簡單的生化結果聯想到了癌細胞的抗酸機制，當晚就構思實驗，一個月后完成了一篇學術論文。對待新的科學問題，他就像遇到了糖果的孩子，讓我們這些學生對科學研究熱情高漲。” 帶著這份激情與投入，施一公在生命科學學院探索建立了新的人才引進及評估體制，先后將70余名世界范圍的優秀人才引進到清華大學全職工作。同時，學院在學校支持下，推進了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準聘長聘制度，嚴格學術標準，激發人才活力。這些舉措從根本上改變了清華生命科學人才的布局和質量，一批優秀青年教師迅速成長起來。饒毅對此這樣評價：“施一公回國一舉將清華大學建成國際一流的結構生物學中心，不僅他的實驗室不斷有新發現，而且他組建的中心有多個實驗室非常活躍。” 中國的科研環境正在改善 就在獲得愛明諾夫獎不久前，施一公迎來了證明自己科研實力的豐收一年：2013年4月30日，美國科學院公布了增選院士名單，施一公入選該院外籍院士，是21位入選者中最年輕的一位。此前，他剛剛入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外籍院士。2013年12月，施一公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對于眾多榮譽與頭銜，他最珍視清華大學教授的身份。施一公曾說：“我當年回國最主要的目標是在清華大學培養學生，在清華大學做研究。”而這次獲得愛明諾夫獎，也離不開他在全職回歸清華后取得的成績。 施一公回國后，清華大學的生命科學學科從只有40多個獨立實驗室增加到了120多個。施一公在《自然》、《科學》、《細胞》三大國際頂級的期刊上，也發表了13篇論文。在施一公看來，現在實驗室的總體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統性等，已經全面超過他在普林斯頓2006年鼎盛時期的水平。 因此，施一公獲獎也許傳遞出了一種更為重要的意義。魯白說，很多海外學者不愿回國，是因為擔心在中國的環境里做不好科學研究。 在魯白看來，被一些人擔憂的中國的科研環境正在改善。他說：“做好科研需要以下幾個條件。第一，有足夠的科研經費。在我國，一些發展較好的學科，科研經費已經超過了美國大多數的科學機構。第二，有好的團隊，特別是有年輕科學家，包括學生和博士后的參與。在海外，往往最優秀的年輕人不從事科學研究，而是從事金融等比較賺錢的行業，而中國的年輕科研者有很強的優勢。第三，有科學家之間互相碰撞的氛圍，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科學家回國，中國科研的這一軟環境已經大大改善。第四，需要崇尚爭論、獨立思考、挑戰權威的科學文化，這種環境在國內也開始慢慢形成。” 許瑞明曾在美國生活25年，2008年回國繼續自己的科研工作。“回國之后，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可以做和國際同行比肩的工作。過去5年，隨著越來越多年輕科研者回國，國外同行對于我們的科研成果、科研者都有了很高的評價。中國的科學研究確實發展很快。” “施一公選擇回國，本身就說明中國的科研環境有一定的改善。當然，這也離不開一大批早期回國的科學家做出的貢獻。”許瑞明說，“施一公給海外科學家傳遞了一種非常好的信號，國內科研條件、環境已經得到很大改善，優秀科學家回國也能做有意義的事情、能做出國際一流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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